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赴日谈判而处处受挫，心急如焚的张之洞为此“三次电奏，力阻和议”，并主张与日本彻底决裂，重新再战。《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痛斥李鸿章妥协卖国，竟而要求清廷对其“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对此，李鸿章暂隐忍不发。庚子年后，张之洞再次对李鸿章的议和大加指斥，后者遂回敬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谓其不谙大局。张之洞听后勃然大怒，随后回电讥讽：“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积极备战，支援前方
同为少年得志，但与早年驰骋疆场的李鸿章相比，后起者张之洞走得更平更顺。从其幼年开始，张之洞即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禀赋，其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中秀才，16岁又在顺天府乡试中一举夺得“解元”（即举人第一名），天资之高，可想而知。同治二年（1863年）会试中，慈禧太后钦点其为探花郎，一时声名鹊起，并进而成为清流党中的中坚人物。
京中为官十余年后，张之洞被外放为山西巡抚；3年后，因中法战争爆发而调任两广总督。尽管之前未尝与闻军事，但张之洞在这次战争中仍展现了很强的识人用人之才，其先后举荐刘永福、唐景崧、冯子材等将，并由广东提供大批军饷粮械供给前线，最终清军在镇南关与临洮大败法军，取得晚清对外战争中一场难得的胜利。
或因如此，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在甲午年也是极为活跃，其认为“朝鲜乱作，日本与中国将失和”，因而主张在朝鲜采取主动、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战争爆发后，张之洞更是热情高涨，他几乎每天都要向清廷电奏自己对战情的看法和建议，有时甚至一天连发三四电。当然，张之洞的积极并不仅仅表现在嘴上，其在后方也确实做了不少扎扎实实的工作，如筹兵筹款、筹械筹运等等，均给予前方大力支持。
具体而言，湖北在甲午年共调遣一万多人北上参战，其中包括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由提督吴风柱亲自率往。至于其他取道湖北北上的外省部队，张之洞也尽力给予饷械援助，如刘树元部、魏光焘部各两万两银等。调任两江总督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其在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江南“调北上诸军共五十余营”，其饷械均由张之洞方面供给。
战争后期，在京畿危急之时，张之洞主动承担了十营湘勇的军饷，以作“入卫之师”。山东威海危急时，张之洞又主动送去新购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为此大为感激，其回电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可惜的是，这一切努力终究未能挽回战败的结局。议和期间，张之洞多次要求清廷将“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但未能得到回应。和约签订后，张之洞“痛恨发指”，其屡向清廷电奏沥陈，要求“迁都太原、废约再战”。为寻找毁约借口，张之洞甚至不惜天真地提出，条约乃李鸿章“伤重昏迷之际，李经方等冒昧应允”，理应视为无效。在所有努力均告无效后，张之洞愤而指斥清廷“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如此愤激之语，换到平时恐怕就得冒撤职乃至杀头的风险，但最终仍于事无补。
试图保台，半途而废
中法战争时，正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即对海南岛的战略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岛上修建了炮台。也正因为如此，其对日本割去中国的另一大岛台湾感到万分痛心。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张之洞表示，“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着，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
由于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原黑旗军统领）均为昔日旧部，张之洞在电阻换约的同时，也在暗中鼓励并支持台湾军民抵制割台。为增强台湾军民的抗日力量，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先后向台湾拨去30万两白银并运去大量枪械弹药，以求台民能够自保。
1895年5月，在唐景崧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担任“大总统”后，张之洞为解除其后顾之忧而派人将唐母接到南京，赡养备至。事后，张之洞又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可惜的是，在日军大举进逼之下，唐景崧的局面仅维持了十余天即告瓦解。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公举刘永福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为此，张之洞继续给他们打气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原来，张之洞之前曾向清廷提议，“与其失地赔费求和于倭，不如设法乞援于英俄，饵以商务利益”；条约签订后，他甚至提出，“朝廷若以回疆数城让俄，以后藏让英，以云南极边地让法，三国同助，则不唯台湾可保，且约竟可全废，断无战事”。
当然，“割边地以求外援”的说法只是张之洞万般无奈下的一种提议，其非智者之所为，也被清廷完全忽视。事后证明，就连最可能也最为期盼的“俄国干涉”也只是一厢情愿，何逞英法出手相救。之后，在清廷的严令之下，内地督抚们都相继停止了济台举动。
此时，李鸿章在得知张之洞仍在背后支持台湾军民后，其随即电奏清廷，指斥“台民叛拒者为张之洞”。为此，清廷特别电谕张之洞：“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朝廷严诘之下，原本积极的张之洞也不得不停止了援台活动。不过在私下里，他仍希望刘永福等“杀倭寇数千，断不能令倭寇垂手而得全台”。
守台的最后时刻，身处绝境的刘永福不断向张之洞求救。3天后，张之洞复电刘永福：“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意在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刘永福坚持至10月后不得不撤回厦门，台湾就此全部沦陷。
痛定思痛，大练新军
战后，张之洞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其在军事上总结败因时认为，中国军队在剿灭太平军、捻军后，一度军威颇振，但这次却以惨败而告终，其原因是，发、捻虽然猛悍但终究是流寇，这与日本近代陆军完全是两个概念。日本军队效法西洋，训练有素，饷厚械精，在参谋、后勤乃至侦探各方面无不周备；而我军却是仓卒召募，心不齐、械不足，又无充分训练，以致溃败千里；加上近年以来，师老兵疲，昔日猛将大多步入高龄，暮气已深，几无复起之可能性。因此，国内军队要想重振军威，除效法西洋之外，别无他途。
在张之洞看来，“陆军以德国为第一，德国营制，每一军必兼有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数种合之，始成一军”。由此，自强军也是参照德国军制编练而成，其全军分步、骑、炮、工程兵共13营：步兵8营，每营250人；马队2营，每营180人；炮兵2营，每营200人；工程兵1营100人。全军共计2860人。从编制上看，自强军实际上是介于湘军营建制（每营500人）及德军的连建制之间，其近代化色彩稍逊于新建陆军。自强军建立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其军由刘坤一续办。1901年，自强军调往山东，划归袁世凯节制操练，成为了北洋军的一部分。
回湖广后，张之洞以随带的五百护军（原自强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继续以西法编练新军。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湖北新军陆续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即甲午年后弃海登岸的黎元洪），兵力约16000人。由于编练较早，湖北新军的规模及战斗力在全国新军中大概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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