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这与以多部长篇小说驰名世界文坛的高尔基有些不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三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提纲拟定。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玄宗授意军士杀死贵妃结束。全稿20余万字，分18个章节。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至友许寿棠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刘继兴在《鲁迅书简》中也看到了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记载：“我为了写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见鲁迅于1934年1月11日给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信）。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15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一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前苏联战争小说）似地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 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他曾向冯雪峰透露过，时代背景从辛亥革命开始，写到三十年代为止，并且“腹案”已形成，只等落于笔端了。鲁迅还对夫人许广平讲过，前两个“大的东西”因故未能做成，这次拼老命也要写就。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因为瞿秋白是他平生唯一引为知己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一语即可看出。知己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就义，鲁迅痛失知己的悲伤和对逝者的深切追思之情是可以想象到的。痛定思痛，鲁迅决心排除一切干扰，为亡友瞿秋白搜集、整理、编印遗着《海上述林》。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三部长篇小说外，还有另外的三部大作。他曾对前苏联大作家高尔基的巨着《克里木·萨母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十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鲁迅还念念不忘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这部书结构庞大，他曾对人说，他一生投入写作，这部书也只能写到宋代。为此，他做了一些准备，订购一批有关书籍。此外，鲁迅还想写一部较为全面的《中国文字变迁史》。
天妒英才。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六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如鲁迅能多活几年，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先生的这些长篇大作，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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