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刘邦的总结是有偏颇的，刘邦军事胜利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是纳才，更重要的是纳言。实际上，刘邦的众多关键性决策均来自小人物的建言，如陈恢提出的招降纳叛建议以及帮刘邦“千金买骨”，招降宛城秦军的做法，使刘邦抢先入关，实力增长为群雄第二位。又如刘邦率先挑起内战，进攻项羽时，董公提出：“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促使刘邦为义帝发丧，反而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使项羽落入了孤家寡人的地步。
纳才重的是人，一个人被定为人才，就当官发令，无人可以制约。而没有被定为人才的人，只能听令，不能说三道四，纳言重的是思想或建议本身，并不关注人的身份。如上述给刘邦提建议的陈恢来自敌对阵营，董公是普通百姓，但他们提出的建议只要是正确的，刘邦都采纳。纳言是一种机制，通过人人都明白，人人都遵守的规则，激励人人开动脑筋想点子，促进人人畅所欲言，以成千上万个“臭皮匠”取代纳才体制中的“诸葛亮”。
纳言和纳才比较，其实也就是规则治（法治）与人治比较，纳言优于纳才、法治优于人治就显而易见了。2000年前，刘邦没有意识到纳言的优势，不知道机制的作用，可以理解，但今天我们不能还停留在刘邦的人才观上，而忽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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