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忽必烈统治时期,虽然也设立了多出市舶司,招徕海商,但从事海上贸易的,主要是包括斡脱在内的官商,和少部分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谋取政府和贵族、商人的收入,虽然可能对南方的民间社会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在历史上不是作为“推动南方繁荣的一个基础”而存在的。且至元末还曾有过禁绝海外贸易的命令。
他把首都建在大都,忽必烈需要保证这个新城市中稳定的粮食供应,这迫使他从中国南方更富庶的地区运入粮食,最初忽必烈依靠两个在征宋战争中协助蒙古将军伯颜的海盗朱清和张瑄沿着中国的东海岸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粮食。朝廷决定把大运河延伸到以使船运的粮食可以方便地到达大都。1289年2月完成了这项扩建,并将这条称为会通河的运河对船运开放。延长这条运河所需费用极大,大约300万劳工参加建设(译者注:实为用工250万),为此政府花费了巨款。维护也是高成本的,这条运河所需的大量开销毫无疑问地是13世纪80年代后期烦扰蒙古朝廷的财政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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